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

几十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一个热点，成果众多，名家辈出。而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除了对原有的研究理路和研究课题继续深入外，最为引人注目的课题是对“地域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据日本学者的看法，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研究主流的变换与“地域社会”研究的兴起，缘于1981年由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森正夫作了“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的基调报告，揭开了对“地域社会”进行研究的序幕。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准确，但在80年代以后“地域社会”研究的蓬勃展开，形成一种潮流，确是事实。除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外，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由岩波书店、东京大学出版会陆续出版的两种系列书“面向世界史的提问”、“以亚洲为视角的思考”（后一套书由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80年代兴起的“地域社会”研究，确如岸本教授所言，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地域史（或区域史）研究，以中国地域之大和差异之巨，地域（区域）研究从来就被学者注意，新的“地域社会”研究的核心，不在于考究此地与彼地的差异或特色，而在于寻求地域内部社会的“统和”。换句话说，是从地方基层社会出发，通过对专制统治之下乡绅（绅士）、家族、宗族、村落、行会等所表现出来的地方势力和社会团体的自治、自律问题的研究，解释地方与中央、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及秩序。近十几年来对乡绅、家族、宗族等的研究热（岸本称之为“急速复活”），当然不是原来研究的简单重复，而是以新的视点（观点）为支撑。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也有同样的旨归。如岩井茂树关于清代财政问题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非制度性的实质上的地方财政的成长。而滨岛敦俊、上田信关于水利问题的研究，不但注意到了通过水利这一“媒介”展现出的社会关系，而且注意到了生态的变化以及地方行政与地方精英的职能、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等等。另外，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进著的《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山田贤著的《移住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夫马进著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岸本美绪著的《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内山雅生著的《中国华北农村研究序说》，森正夫编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等，都是循着这一研究理路的代表作。

与“地域社会”研究相关联的，还有所谓的“大地域论”或“世界体系论”，它以研究流通（货币流通、货物流通）、市场构造与近代亚洲市场的形成为主要内容。这一方面的代表学者，当推滨下武志和黑田明伸。黑田在1982年发表的《清末湖北省的币制改革》，已将汉口的“开港场”经济与世界市场相联系，开了“大地域论”研究的先声。黑田在1994年出版的专著《中华帝国的构造与世界经济》更是一部研究开港场经济、货币流通、货物流通和中国市场构造的力作。滨下武志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他的两部著作中，一是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一是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前者除了研究一般意义上的清末财政与海关外，对海关与地域市场、开港场与地域市场、开港场市场圈、（前近代、近代）亚洲市场与中国等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后者已有中文译本出版，不赘。

近20年来，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对地域社会的研究，已经形成一股潮流，这一潮流不独涌动在明清这一历史时段，在其他断代史研究中也有表现，而且与重视内在发展、重视地域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所谓“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潮流”相通。即使在国内学界，由于近年学术交流的频繁，也已有学者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并在有关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